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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9年前杭州解放!当年这三个细节你不一定知道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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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9-1-8 19:26:32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2018-05-03 19:11 | 浙江新闻客户端 | 记者 李鹏
1949年5月6日,《人民日报》关于杭州解放的报道。
今早翻开69年前的泛黄《人民日报》电子版页面,赫然发现:5月6日头版最醒目的位置刊登了大字标题消息《我军解放杭州》:
【新华社南京五日电】人民解放军三日解放浙江省会杭州。杭州位于上海西南,为沪杭铁路和浙赣铁路的连接点,也是运河的终点。水陆交通均甚发达。全市人口约五十余万。城西有西湖,以风景秀丽著称。
69年前的5月3日,古老的杭城解放。
可是有关杭州解放,这三个细节你不一定知道,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。
攻入杭州的部队,在静江路上继续追击。
细节一:国民党企图把浙大迁往**
大家都知道,1949年,国民党败逃**之际,通过“抢运学人”计划,把诸如胡适、傅斯年等学者迁到**,同时还把部分大学也搬了过去,比如今天的**新竹的清华大学、交通大学、辅仁大学等等。
可是,也有人好奇:为什么连广州的中山大学、苏州的东吴大学都搬过去了,为什么浙江大学却没搬?
数年前,已阅君的同事曾经拜访过当年的浙江大学应变会党小组长刘景善,他当年也曾问了他这个问题。
据他回忆,解放前夕的浙江大学,国民党当局甚至称其为共产党之“租界”,经常派警察进校抓人,最后还企图把学校前往**。
当时,被称为“东方剑桥”的浙大,师生的进步活动风起云涌。1947年发生在浙大的于子三事件,激起全国性的反蒋浪潮。
1949年1月,三大战役结束。国民党败局已定,浙大向何处去?
1949年5月15日,中央关于同意杭州市委名单及分工给华东局的电报。
1月3日,地下党就领导浙大成立学生应变会,地下党员、47级数学系的刘景善就任主席。这个应变会的任务,就是保卫浙大。
竺可桢校长的态度呢?就在1月中旬,竺校长在应变会举办的座谈会,面对广大师生和国民党特务们,说了这么几句话:
浙江大学是浙江的大学,无论国内时局如何变化,浙江大学应该在浙江,决不搬到任何地方去。
可实际上,此时的竺可桢,也面临着个人去留的选择。当年4月底,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连续发来电报,让他赶紧去上海,称“有要事相商”。等他去了才知道,杭立武找他,就是劝他去**。
当时,竺可桢决定,绝不去**。可留在杭州,却可能遭特务毒手。于是,他和爱人商量后,独自一人离杭赴沪,在上海找了一个住处隐居起来,直到解放。
可他刚离开杭州,电台就广播了“竺可桢飞**”的消息。
同样,当时任浙大训导长的苏步青也接到了2张飞**的机票。他却组织师生与国民党作斗争。当时,浙大各团体代表举行联系会,统一组织协调护校工作,还组织了消防队、救护队,随时应对危机。
临近解放,校外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军警和铁丝网,但浙大校园内,却是一片迎接解放的热潮。
1949年5月3日下午,杭州解放。
“浙大牢牢紧锁的铁门敞开了。我和师生们冲出校门迎接解放军。”苏步青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。
从此,浙大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。
细节二:浙江曾有“和平解放”的机会
北京是和平解放的,可你知道吗?浙江也曾有过“和平解放”的机会。
在解放前夕的1949年2月,时任国民党浙江省主席的陈仪和地下党接洽,并达成在浙江起义的协定。
提起陈仪,很多人都知道,抗战胜利后,是他代表中国前往**受降,并成为首任**省行政长官兼**省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。这也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。
可是,有关他的结局,知道的人却不多。1950年6月18日,他在**被“国防部高等军法合议庭”判处死刑。
陈仪生前照片。
为何?原因就是他被汤恩伯出卖,策动浙江起义未成。
1948年6月,陈仪被任命为国民党浙江省主席。此时,国民党政权已经风雨飘摇。1949年1月底,傅作义起义,北平和平解放,这给陈仪带来了很大震撼。
此时蒋介石已经“引退”,回到老家奉化遥控政局。陈仪也在中共地下党的积极劝说下,准备响应解放军大军渡江。
不过,陈仪自己属于“光杆司令”,自己手下没有多少兵力,霍山铁皮石斛的历史典故。他自然就想到了自己手握重兵的学生——时任京沪杭警备司令的汤恩伯。
于是,当年1月27日,在西湖边宝石山下石函路1号的官邸里,陈仪委派在浙大工作的外甥丁名楠,带着亲笔信去上海,动员汤恩伯起义。
1月28日,刚好是除夕。汤恩伯接待了丁名楠,告诉他,近日内自己将会去杭州,一切都等见面时商议。
陈仪给汤恩伯信手迹。
据浙江省档案馆的资料记载,当时发生了一个意外:汤恩伯把陈仪的亲笔信锁入抽屉。后来却发现这份性命攸关的信件已被人偷看,偷看者正是特务头子毛森的妻子。
于是,汤恩伯索性将此事上报了蒋介石。
可当中共地下党告知陈仪汤恩伯已将他出卖时,他还不信。2月17日陈仪被免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职务,并被软禁拘押,后被押解到**。
在**时,陈仪态度倔强,拒不认错。法庭上,汤恩伯还作了证人。
陈仪就义之后,1980年5月,中共中央认定他是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”。
细节三:神秘的《杭州概况》手抄本
人民解放军大军南下之前,有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:
作为浙江省会的杭州,拥有50余万人口,同时还是沪杭、浙赣两条铁路的交汇点,我军在“人生地不熟”的情况下,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解放和接管这座城市?
因此,一份有关杭州的详尽资料就必不可少了。
今天,在香积寺路上的杭州市档案馆里珍藏着这么一份档案:一本宽不过10厘米,长不过15厘米的手抄本,每个文字甚至不到2毫米见方。它的纸张已经发黄,墨迹已经有些晕开,却少有残破。
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的《杭州概况》。现存于杭州市档案馆。
上面记录:“浙保6团2营5连,(驻地)钱塘江大桥,负责人李某某,兵120轻机2步70卡宾3弹100系38年1月10日接防……”
这便是当年为解放军迅速解放接管杭州立下功劳的《杭州概况——解放前夕杭州社会情况调查》手抄本。
这份手抄本,不是一个人的功劳,而是所有地下党员的共同成果。
人民解放军七兵团某部翻越天目山,向杭州挺进。
记者的同事曾经采访过其中一位名叫张永的老人。当年,他还是一个20岁的小伙子,但已经入党2年多。据他回忆,1947年夏天,他和新上级及联络人柯里接上了头。此后每次,他们都会故意在西湖边“巧遇”,相互传达消息和布置任务。
1948年11月,柯里告诉他,上级要求组织杭州社会情况的调查,为解放做准备。柯里还拿出一沓手抄材料交给他,让他誊抄两份。上面的内容非常细致,408铁皮石斛一次吃多少?一斤吃几次,显然是那些未曾谋面的地下党同志冒着危险收集的。
从那天起,张永闭门不出,用绘图笔,将材料抄到10多厘米见方的打字机用拷贝薄纸上。他把其中一份藏在书房窗檐下方的瓦片中间。他还回忆说:“我每天睡觉都穿着衬衣和毛衣,棉衣就盖在身上,半夜邻居的狗一叫,我马上就醒。”
这份手抄本后来被柯里连同地形图上报给中共上海局并转往华东局,为解放和接管杭州提供了较为详尽的重要资料,为南下干部迅速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1949年5月3日,杭州解放,人民群众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大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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